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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說漢城

        關于漢城,本文的寫作頗有點重拾牙慧的感覺,因為若干年來已有許多前賢學者做過研究和解析。作者朝花夕拾重提漢城,初衷是參與討論,共同來探尋安吉立縣之初的縣治所在地。

        簡析安吉帶“城”字的地名

        在安吉縣的歷史地名中,帶“城”字的地名屈指可數。在明、清年間的地方志中,僅見有古城、安城、晏子城、穆王城、孝豐城等。在這些有城字的地名中,古城、安城、孝豐城是曾經的郡縣衙門治所,晏子城、穆王城是歷史名人遺跡。仔細審視這些有“城”字的地名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安吉縣(含故鄣縣)1800余年的歷史進程里,不是隨便哪個地方可以用上“城”字的。

        除了以上帶“城”字的地名外,在安吉還有兩個用“城”字的地名——漢城和管城。讓人覺得巧合的是一個在故鄣南境,一個在故鄣東境。漢城、管城處在公元185年建縣的安吉縣和原鄉縣的區域范圍內。他們的出現應該不是巧合,是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產物,是當時黎民百姓的約定俗成。黃巾起義爆發后,“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注:見《后漢書·皇甫嵩朱俊列傳》)有兩撥逃亡的“長吏”進入故鄣縣的南面和東面,有意無意間分建出了兩個新縣,造就了兩個新“城”。

        漢城,敢前冠以“漢”后綴以“城”,絕不會是古人隨意謂之。同樣,安吉縣東北部的管城村,一個群山環抱的小山村能以“城”為名,也是有其歷史深意。

        漢城的前世今生

        現在的地圖上已找不到漢城的標記。它不是行政村,也不是自然村,如今是一個村民小組的名稱,隸屬在杭垓鎮繅舍行政村窯崗上自然村名下。

        據歷史資料記載,漢城的名稱要遠遠早于窯崗上。在光緒《孝豐縣志》中,漢城莊與繅舍莊、杭坑莊、大坑莊同屬太平鄉匏圖(注:光緒《孝豐縣志》卷三·建置志鄉區),當時還沒有窯崗上的莊名。到民國末年,窯崗上才和漢城等村平起平坐。民國三十六年(1947),漢城與繅舍村、毛頭塢、黃紙碓、白述塢、窯崗上同屬太平鄉第11保。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漢城”一名漸漸在安吉縣的自然村名單中消失。

        清末時期,由于太平軍征戰的原因,孝豐縣域內人口銳減,村莊被毀嚴重。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社會生產日漸恢復,百姓生活趨于穩定,居民住房建設的磚瓦需求量也相應增加。梨花山腳和漢城村附近的黃土土質適宜制磚做瓦,磚瓦窯興盛起來,自然而然形成一個新地名——窯崗上。窯崗上的小磚瓦窯生產一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農村住房的式樣改變以及建材的更新而沒落。磚瓦窯停止生產,因“窯”而成的地名保留了下來。

        漢城地名的產生和窯崗上地名的得來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歷史進程的產物。

        公元184年農歷二月,張角發動黃巾軍起義。起義軍的目標直指東漢王朝的各級政權和各諸侯王國。到五月已有多位官階二千石的州郡主官和獨霸一方的諸侯王被抓被殺,迫于形勢,地方官望風而逃。其中有一個郡級的副主管官員帶領少量軍隊人馬躲進深山,來到當時故鄣縣的南境。他們打著大漢的旗號,以“抵抗黃巾軍,護衛漢江山”的名義,住進一個后來叫漢城的地方。進駐后立即和故鄣縣南境地方上的鄉、里(村)級干部取得聯系,動員老百姓組織民兵,再以帶來的漢軍和當地民兵混編,分派到故鄣南境周邊的山隘關口把守,美其名曰“守險助國”。在鄣南安頓下來后,副主管給皇帝上了一道奏章:“筑漢城,守疆土,護百姓。為國效力,萬死不辭。”皇帝見有如此為國出力的忠臣,決定頒詔獎勵,獎他一個縣令當。于是,拆分故鄣南境建安吉縣。守險的官員搖身一變成了縣令,官員的辦公地點順理成章就成縣衙駐地,也被當時的老百姓們承認是代表大漢朝管理地方的城——漢城。

        上面這個故事的最早出處,見于南北朝時的山謙之(?~約454)寫的《吳興記》:“中平二年,分縣南置安吉縣。光和末,張角亂,此鄉守險助國,漢嘉之,故立縣。”(注:唐李賢《后漢書注·郡國志四·故鄣縣》)張角發動起義,地方上“守險助國”,皇帝嘉獎立縣,前因后果,邏輯清楚。這里面的核心和重點落在“守險”上,研究安吉縣治的最初落腳點的重中之重,就是尋找“守險”所處的位置地點。而這個守險的落腳點就在——漢城。

        漢城得名與安吉立縣密不可分,漢城得名還稍稍早于安吉成縣。

        另外,漢城地名大致在公元184年之后形成。在這之前是否有此名不能確定。本文為寫作需要,仍沿用此名。

        鄣南地勢和漢城地貌

        故鄣南境的東、南、西面有天目山脈拱衛,與余杭、于潛、宛陵(現宣城地區)交界。北面是連綿的丘陵。丘陵山雖不高,道路同樣是迂回迢遞,蜿蜒難行。要想進入這里,必經周邊幾個山道關口,分別是苦嶺(虎嶺)、金雞嶺、董嶺(鐵嶺關)、唐舍嶺、亭子嶺、杭嶺等。在賦石一線有大魚蕩嶺,大魚蕩嶺下的赤里橋和漁溪村是原西圩進出孝豐方向的門戶,山路崎嶇。漢城就位于故鄣南境的群山之中。

        漢城和它所在的窯崗上,地貌特別,從軍事地形學的角度來看,易守難攻。西邊是梨花山,山雖不高卻很有點陡,柴草茂密,攀爬不易;南面有西苕溪河水,北面有繅舍村來水,兩條河水在窯崗上的東面匯合,形成一個半島狀地形。南北東三面臨水,形成天然的“護城河”。面河的土坡絕大部分是數丈高不易攀爬的陡坡,不知是天然形成還是當年為防守需要人工制成的。守衛的將士只需在部分斜坡地段上夯筑土墻,就能建起御敵的“城墻”。在冷兵器時代,足可阻止并遲滯敵人的進攻。一千多年風霜雨雪的侵凌,現代社會的投資建設,使漢城周邊地形有所改變,但還是能依稀辨識當年模樣。

        在梨花山與三面溪水的包圍中,漢城所在的半島狀的山崗上,只需在東面留一個進出通道,安一個城門,就能隔絕內外。山崗上有水(山塘)、田地,困不死防守的人。如果再在梨花山頂的樹林中秘密預置一條小道,以備萬一。這就是一個攻打難、困不死、溜得掉的躲避危險的好場所。以此為中心據點,再派出兵勇守住外圍高山間僅有的幾條崎嶇進出山道,形成“雙保險”局面。雖不能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至少可以減少些身陷亂世生死攸關的憂慮。

        以漢城為據點,扼守住鄣南周邊高山、丘陵間隘口通道,控制區域廣,回旋余地大,黃巾軍真要來攻打,可以處處設防,步步為營。

        控制了鄣南,有一塊足夠大的地盤,就能承載一個新縣的誕生。駐守漢城,鄣南就有核心。占據鄣南,漢城里的官員才有向皇帝邀封請賞的資本。

        漢城的歷史機遇

        東漢末年社會動亂不已,在漢靈帝在位的22年,史書上有記載的內外戰亂就達67次之多。其中與故鄣縣扯上關系的戰事有二次,二次都波及到漢城。

        第一次戰事發生在東漢建寧二年(169)。

        “九月,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夤擊破之。”(注:見《后漢書·孝靈帝紀》)這些起兵造反的山越人從丹陽郡南境(皖南和浙北地區)出發,北上圍攻丹陽郡郡治,很快就被丹陽郡太守陳夤帶領的守備兵力擊破剿滅。這是“山越人”以造反者的姿態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期間從丹陽郡去會稽郡,見沿途人煙稀少,下令遷“百越民”入住墾荒,這就是“山越人”的由來。著名學者張崇根撰文指出:“山越主要分布在揚州的丹陽、會稽、吳、豫章等十一郡的山嶺地區。就今天的行政區劃來說,主要分布在江蘇的寧鎮(南京、鎮江)丘陵,皖南、浙西、福建北部和江西東北部這一范圍內,其核心則在皖南及與之相毗鄰的山區。”公元223年(三國吳黃武二年)毗陵侯朱治自請屯守故鄣,除了故鄣是他的故鄉老家外,還有就是“鎮撫山越”。

        故鄣南境和宛陵(現宣城地區)相鄰,山越武裝在圍攻丹陽城失利,棄攻為守時,一定要尋找一個可以有效進行防守的地點。漢城位于丹陽郡的東南邊境,地形三面環水,一面靠山,是一個天生的堡壘,一個可以據險抵抗的地方。丹陽太守陳夤為了消除后患,帶領故鄣縣令率兵全力攻打困守在漢城的山越人。防守方勢單力薄,最終被“擊破”。進攻取得勝利,留給陳太守的啟示是漢城的地形雖好,終究只是一個孤立的據點,要想長久的據守,就要擴大守衛范圍,要有戰役縱深。所以,后來的“守險助國”就是以漢城為點,以鄣南為面來實現的。

        第二次戰事發生在東漢熹平元年至熹平三年(172~174)。

        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人許昭起兵自稱“大將軍”,立其父許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皇上拜臧旻為揚州刺史,命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去會稽攻擊許昭。“(熹平)三年(174)十一月,揚州刺史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寅,大破許生于會稽,斬之。”(注:見《后漢書·孝靈帝紀》)“遷臧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注:《后漢書·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揚州刺史會同丹陽太守討伐會稽許生一事,《資治通鑒》也有載,稍有不同的是,吳郡司馬孫堅參加了攻打會稽的戰斗。“夏,六月,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馀人,助州郡討許生。”(注:見《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七·孝靈皇帝》)臧旻在擔任揚州刺史之前是吳郡太守,吳郡歸揚州管轄,吳郡司馬孫堅募勇參戰,不管于公于私都是要努力表現的。

        會稽郡有人造反,朝廷派揚州刺史臧旻和丹陽太守陳寅前去鎮壓,最后在吳郡司馬孫堅的協助下完全打勝。打仗沒有故鄣縣的事,但部隊行軍,糧草運輸卻是在故鄣縣的山路上行進的。

        秦置故鄣縣,管轄范圍涵蓋現安吉縣全境、長興縣西南小部分和廣德縣全境、郎溪縣一部分。故鄣縣在丹陽郡的管轄之下,丹陽郡的治所在宛陵(今宣城地區)。宛陵的東南(寧國地區)和故鄣南境交界,故鄣縣西界則是以現在的廣德西境和宛陵(今宣城地區)接壤。從丹陽郡往東南方向去余杭、錢塘、會稽,經故鄣縣前行是最佳捷徑,也是必經之路。1994版《安吉縣志》的“縣史述略”里說:“《越絕書》載: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東游會稽,途經縣境。”當年秦始皇從丹陽郡前去會稽郡,是經過故鄣縣的山野古道前行的。

        征討許生這一仗實實在在打了二年,從公元172年11月至174年11月。臧旻的揚州刺史衙門在歷陽(今安徽和縣),歷陽在會稽郡的正北面。丹陽郡守陳夤的衙門在宛陵(現宣城地區),宛陵在會稽郡的西北面。從歷陽、宛陵到會稽,雖說不是萬水千山,卻也是山阻水隔,關山迢遞。常言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為作戰行動準備物資并運輸到位,大約得耗費一年時間。臧旻和陳夤要去會稽作戰,兩人可以分別走水路和陸路。一、歷陽地處長江邊,州刺史屬下的兵員物資可乘船沿長江東下,出長江口后,轉向南進入杭州灣,在杭州灣的南岸卸船,再與丹陽軍隊合兵向會稽進軍。二,郡太守帶領的兵員和物資橫穿故鄣縣,途經余杭,渡過錢塘江后進入會稽地界,和揚州部隊匯合后共同進攻會稽許生。丹陽郡屬下軍隊行軍路線不一定會和秦始皇走過的路相重合,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漢朝對徭役差夫行程是有規定的,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注:見《呂后二年律令·徭律(p188)》)律令中規定的日行路程的一半在25—40市里之間,在行軍途中的休息宿營,飲水吃飯的點位上,需要部隊的后勤在沿途設置茶飯供應點和宿營休息地。

        漢唐古道,明清延續。說幾個光緒年間的道路里程數據,供大家參考。從董嶺(鐵嶺關)經杭嶺到孝豐57.3市里。從孝豐北門經唐福(塘浦)到安孝分界30.5市里。孝豐經西圩到日回山27.8市里,從日回山經磻溪到董嶺(鐵嶺關)38.9市里。(注:數據來源于《浙江全省輿圖并水陸道里記(一)》)漢城和磻溪、西圩、塘浦都處于西苕溪沿岸,有道路連通,且漢城距日回山不遠,都在25—40市里范圍內。

        所以,漢城有可能在公元169年和公元172年發生的兩次作戰行動中,因其特殊的地形和合適的地理位置,引起某些主管長官的注意,并留下深刻印象。為后來在黃巾起義中受到驚嚇“逃亡”的官員進入鄣南,啟用漢城埋下伏筆。

        是誰坐鎮漢城“守險”鄣南

        這個進入鄣南,最后受封成為縣令的人是誰?因為距今有1800多年,沒有歷史資料可供確認。但根據東漢的官吏制度,還是可以推斷出一個大概。

        秦始皇統一天下,頒行郡縣制,漢承秦制,略有變動。到東漢末,地方官職在州有刺史;在郡有太守(秩二千石)、郡丞(秩六百石);在縣有縣令(秩一千石)、縣丞(秩四百石~二百石)、縣尉(秩同丞)。據《后漢書》載,每縣大者置令一人,萬戶以上為縣令,秩千石。不滿萬戶為縣長,秩四百石。再小一點的縣,縣長秩三百石。縣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尉的主責是抓捕盜賊。在鄉一級中,置有秩、三老、游徼等職位。有秩由郡級政府部門任命,秩百石,管理一鄉人。(注:見《后漢書·卷一百一十八·百官五》)

        縣令官秩一千石,做故鄣縣令和安吉縣令是一樣的。所以,郡丞(官階六百石)、縣丞(秩最高四百石)、縣尉(秩同丞)都有努力尋機升官的欲望和動力,如果升級做縣令則官階級別就增加好幾百石。再有一點,民間多有“寧為雞首,不做鳳尾”一說,所以即便是郡一級的副職,也愿意去做低一級的縣級正職。

        張角發動的黃巾起義掃蕩州郡縣政權,各級的主政官員有責任保護一方安全。故鄣縣的幾個主要頭頭帶領下屬豎起旗幟,抵抗義軍,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如果沒有能力抵抗義軍,躲進鄣南,也是在自己的地盤上,完全可以去任何一個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僻遠鄉里暫住。根本犯不著到一個小山崗上去吃苦受累,何況他們還沒有本錢去向朝廷報功(守險助國是本職工作)。假設他們獲皇帝“嘉之”,分故鄣建安吉,管轄的地域只占原地盤的四分之一(另四分之三是故鄣、廣德、原鄉),算算賬真是得不償失。

        但是外地官員進入鄣南,那就是另一種說法。他完全可以大張旗鼓地豎起旗幟,對當地民眾說,是大漢皇帝派來保護百姓的。強龍不壓地頭蛇,為了立腳,他們不會去擠占當地百姓居住區。但可以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住下來,比如半島狀的小山崗,先生存再發展。向朝廷報功后,不管什么封賞都是好的,能得到一個縣令,足以讓人喜出望外。

        受到皇帝嘉獎,成為安吉縣令的這個人,大概率是丹陽郡守的屬下——郡丞。也不排除同來的還有郡太守本人。個中緣由在于十年前的出兵會稽取得勝利,揚州刺史升任將軍(使匈奴中郎將),丹陽太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但在史書中卻不見他得到什么獎賞。黃巾起義爆發后,陳太守也就不肯出力,帶著屬下熟門熟路地跑到故鄣南境,明面上是守險,暗地里是避險。(參加會稽作戰的孫堅此時正以佐軍司馬的軍職率部攻打黃巾軍。)

        黃巾起義造成的威脅主要在丹陽郡的北面,所以丹陽郡的官員為安全計,就往南跑,在第一時間進入故鄣南境。十年前的軍事行動使丹陽郡軍政頭頭對鄣南的山川道路、風土人情有深入的了解。在征戰會稽的過程中,為運輸輜重征用民夫而和沿途的鄉級管理人有過接觸,彼此相識,說得上話。丹陽郡是故鄣縣的上級單位,領導入駐所管轄的地方,下級單位的人即便不情愿,也不好過分反對。

        當然丹陽郡守是不屑縣令位置的,郡太守的職級是二千石,縣令的職級只有一千石。郡太守協同郡丞來到鄣南,可以在協調地方上的人力物力應對危機方面起作用,同樣也可以為郡丞下屬謀求利益出謀劃策,在和州級、朝政高官溝通上更具身份優勢。有高級別官員進入鄣南是有跡可循的,可從“守險”的范圍看出。故鄣南境的地理主體大部分是在后來的孝豐縣境內,在人力的動員和調動上就需要有一定的威望和協調能力。在東漢靈帝時期戰亂動蕩的環境里,安吉縣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故鄣境內分出建縣,除了朝廷高層有政治宣傳的需要和強化地方管理的因素外,其中應該還有一個能上下聯絡的人物從中斡旋推動。

        根據相關史籍記載,公元184年的農歷八月張角病死,到了十一月,張角的二個弟弟也都相繼戰死。捷報傳到京城,靈帝劉宏掩飾不住狂喜,立馬在農歷十二月宣布改元,改“光和七年”為“中平元年”。(注:事見《后漢書·靈帝紀八》)臘月過完,就是中平二年(185)正月了。所以“張角亂”在史書上的記載稱“光和末”,也稱“中平初”,都對。同樣,在故鄣南境和故鄣東境的守險官員們,在光和七年發送邀功奏章,中平二年即接到建縣詔書,看似歷時二年,實則只有幾個月。

        漢城的命運

        當年,一群“逃亡”躲避戰亂的人,在故鄣南境的一個小山崗上版筑土墻,安營扎寨,利用三面溪水作護城河,建起了一座小城。詔命安吉立縣時,這群人的頭頭搖身一變成為縣令,新建的小城自然就是縣衙所在地。縣令最初是打著大漢的旗號進入故鄣南境的,得到的又是東漢王朝的任命,四鄉百姓接受的是漢朝官員的管理。所以,這個在小山崗上新建起來的土城順理成章的叫——漢城。一個半島狀的、帶護城河的小山崗,加上外圍連綿的高山和丘陵,成就了一個傳奇:分出故鄣南境建安吉縣。

        漢城雖是有幸成為安吉縣治的首選地,只可惜生逢亂世,時運不濟,在歷史記載中沒有留下些微痕跡。歷經1800余年的歲月滄桑,如今呈現在廣袤大地上的是一個不足百人的村民小組名稱。

        漢城作為安吉立縣最初的縣治,存在多少時間?不得而知。安吉在東漢末年立縣之后,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其間兩次撤并,有70年無縣治,直到高宗麟德元年(664)才定制不變。唐開元二十六年(738)縣令孔志道移治于玉磬山東南,安吉縣治徹底離開鄣南。

        漢城在東漢的治下有35年(185~220)。在三國吳政權的治下約50年。在公元270~280年之間的某個時間段(也可能是在西晉初)安吉縣治遷出漢城。理由如下:

        一、安吉成立之初,東漢軍隊和黃巾余部的戰斗時有發生,山越人活動在安吉、故鄣周邊,社會沒有完全安寧,安全因素還要考慮,縣治仍設在漢城。二、三國鼎立成型后,在孫吳的控制下,安吉、故鄣、原鄉所在區域附近的山越造反派、黃巾軍余部的威脅逐步清除。安吉縣衙僻居山里,原來的山水險阻優勢變成了交通劣勢。明何顯在《請升安吉為州疏》中說:“本縣(孝豐)僻處山中,舟楫之所不通,上司之所罕至,跨連直隸、寧國、廣德府州,地方山林深險,道路崎嶇;……。”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即便已經到明朝,鄣南深山區的深險地形,給和平年代的縣衙公務管理仍是帶來諸多不便。三、公元266年,孫皓以“故鄣,安吉,原鄉,于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湖州)。”(注:見三國東吳烏程侯寶鼎元年(266年)分吳、丹陽兩郡置吳興郡詔書。)為由分丹陽、吳郡9縣設吳興郡。安吉、故鄣、原鄉等劃歸吳興郡管理。安吉由原來西北向的丹陽郡管轄轉為東北向的吳興郡節制,行政管理方向上的改變,成為促使安吉縣衙外遷的動力之一。

        縱觀安吉縣治的歷史變遷,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有從西苕溪上游向下游移動的特點,這個特點受兩個因素影響:交通便利度和稅收的管控。安吉縣歷史上的稅源中舉足輕重的農林二大類貨物,都是在西苕溪下游交易的。交易商品包括竹類(毛竹、小雜竹)的原竹和制成品,以及筍干、木材、柴炭、蠶絲、糧食等。林產品主要在西苕溪上游生產,然后順流而下在梅溪交易。農產品的生產和交易主要在西苕溪的中下游。三國末年安吉縣治從漢城遷出,到唐開元二十六年遷出天目鄉到玉磬山東南,再到元明間遷到安城。幾次遷移的核心都有便利政務活動和強化稅源控制的實際考量。

        安全威脅的解除,稅賦來源的控制,上級郡治的變動等幾種因素疊加,縣衙遷出漢城已是當家縣令必須考慮的事。大約在三國孫吳統治的后期或者西晉之初,安吉縣衙遷出了漢城。具體遷到何處不知道,歷史記載只給了一個籠統的地點——天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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